摘要：在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中，张廷玉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这位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股肱之臣，晚年却遭遇乾隆帝十余年的精神凌虐：被当朝训斥、剥夺爵位、取消配享资格，甚至遭钦差带兵抄家。这...
在清朝近三百年历史中，张廷玉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这位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股肱之臣，晚年却遭遇乾隆帝十余年的精神凌虐：被当朝训斥、剥夺爵位、取消配享资格，甚至遭钦差带兵抄家。这位以"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为处世信条的老臣，最终在安徽桐城的老宅里郁郁而终。这场君臣博弈的悲剧，折射出乾隆时代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本质。
君臣理念的根本冲突
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的军机处，标志着清朝君主集权进入新阶段。张廷玉作为首任首席军机大臣，制定了"奏折直达御前、皇帝口授谕旨"的制度框架。这套制度在雍正朝运转顺畅，却在乾隆朝遭遇理念冲突。雍正帝视张廷玉为"股肱耳目"，允许其"密勿陈奏"，而乾隆帝则将这套制度异化为绝对皇权的工具。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新年宴会上，76岁的张廷玉首次提出致仕请求。这个符合"七十悬车"古训的常规请求，却被乾隆解读为对皇权的背离。在次日颁布的谕旨中，乾隆将退休问题上升到"臣节"高度，强调"为人臣者，不论境遇皆当尽忠"，并以诸葛亮"鞠躬尽瘁"为例，暗示张廷玉缺乏忠诚。这种将个人退休行为政治化的解读，暴露了乾隆对臣子绝对服从的要求。
张廷玉引经据典的抗辩更激化了矛盾。当他以宋明配享大臣退休先例自辩时，乾隆立即以"刘基被黜"反驳，要求其效忠至死。这场辩论实质是两种君臣关系的碰撞：张廷玉秉持传统士大夫"君使臣以礼"的儒家，而乾隆需要的是"主奴之义"的绝对服从。
满汉矛盾的权力博弈
作为雍正朝汉臣领袖，张廷玉在乾隆初年仍保持巨大影响力。其门生汪由敦执掌军机处文书，长子张若澄任职南书房，形成"桐城张氏，半部缙绅"的局面。这种汉臣集团势力的膨胀，触碰了乾隆维护满洲特权统治的底线。
乾隆对满汉官员采取双重标准。他曾直言："满臣虽有过失尚可原宥，汉臣稍有瑕疵即当严惩。"这种偏见在处置张廷玉时尤为明显。当满臣鄂尔泰党羽涉案时，乾隆仅作象征性处罚；而张廷玉门生朱荃"匿丧赴考"案发，乾隆立即借题发挥，不仅剥夺张廷玉所有赏赐，更派兵二百查抄张府。这种差别化处理，实质是压制汉臣势力的政治手段。
满汉矛盾还体现在文化认同上。张廷玉主持编纂的《明史》强调"华夷之辨"，其家族与江南士林关系密切。乾隆为强化思想控制，一方面命张廷玉负责文字狱案件的审查，另一方面通过打压其家族来震慑江南文人集团。这种既要利用汉文化又防范汉人士大夫的纠结，构成乾隆对待张廷玉的基本态度。
帝王心术的精神摧残
乾隆对张廷玉的折磨充满权术算计。1749年批准退休时，他特意强调"自行抉择"，实为测试忠诚度的政治陷阱。当张廷玉"不识趣"地立即谢恩，乾隆即感"被弃之愤"，这种心理在后来训斥中表露无遗："朕尚不忍卿去，卿忍离朕耶？"帝王的占有欲在此转化为精神虐待。
配享太庙的承诺成为乾隆操控张廷玉的心理枷锁。1749年冬，78岁的张廷玉冒雪入宫"求券"的举动，实为对帝王信用的绝望质疑。乾隆虽写下保证诏书，却在诗注中暗讽："朕非尧舜，卿非皋夔"，为日后毁约埋下伏笔。这种给予希望又亲手粉碎的手段，堪称诛心之术。
最残酷的打击发生在1750年。乾隆先以"谢恩失仪"剥夺张廷玉伯爵爵位，继而在其离京时突然取消配享资格。当张廷玉长子永璜去世，乾隆又指责其"哀戚不诚"，将私人情感纳入政治清算。这种反复无常的羞辱，彻底摧毁了老臣的精神世界。
皇权专制的必然结局
张廷玉的遭遇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乾隆强化皇权的必然结果。通过建立"廷寄"制度，乾隆将雍正朝的"君臣共治"变为"乾纲独断"；通过打击朋党，他将前朝留下的政治遗产清洗殆尽。张廷玉作为前朝制度的设计者，自然成为首要清除对象。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统治转向具有标志意义。从"宽仁"到"严猛"的执政风格转变中，张廷玉从"庙堂元老"沦为"前朝旧物"。乾隆需要通过对前朝重臣的否定，来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这种"去父权化"的心理，使其在打压张廷玉时格外冷酷。
最终给予配享太庙的"恩典"，不过是乾隆维护"孝道"形象的政治表演。所谓"仍享太庙"的诏书，实为对雍正政治遗产的有限妥协。这种死后殊荣与生前摧残的强烈反差，恰是专制皇权虚伪性的绝佳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