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信息高度流通的当代社会，诽谤行为的法律边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核心在于“捏造事实并散布，情节严重”，其立案标准需综合主客观要素，兼顾言论自...
在信息高度流通的当代社会，诽谤行为的法律边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核心在于“捏造事实并散布，情节严重”，其立案标准需综合主客观要素，兼顾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平衡。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捏造”“情节严重”等要件，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判定，也折射出法律对社会治理的深层考量。
一、捏造事实与散布行为
构成诽谤罪的首要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捏造虚假事实的行为。这里的“捏造”不仅指完全虚构，还包括对既有事实的断章取义或恶意篡改。例如，将他人正当防卫片段剪辑成故意伤害视频并传播，即属于通过技术手段变相捏造事实。法律明确要求，散布内容必须具有明确的虚假性，若传播的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信息，即便损害他人名誉，也不构成刑事犯罪。
散布行为需达到公开传播程度，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发布、群发邮件、张贴告示等方式。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显示，在微信群里转发500次虚假举报材料，已符合“社会公开扩散”要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最初只在私人聊天中提及，若引发二次传播造成广泛影响，仍可能被认定为具备散布性。
二、情节严重程度认定
“情节严重”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核心标准。司法解释列举的量化指标中，同一信息点击超5000次或转发超500次是重要门槛。但机械适用数字标准存在争议，例如某虚假举报信被恶意刷量至5000次点击，但实际社会影响有限，司法机关需结合传播范围、受众特征综合判断。
严重后果的认定更具弹性空间。除精神失常、自杀等显性损害，新型网络暴力导致的“社会性死亡”现象逐渐被纳入考量。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中，被害人遭受全网谩骂、工作丢失等复合型损害，司法机关突破传统人身伤害标准，首次将职业发展受阻纳入严重后果范畴。
三、特定对象的指向性
被诽谤对象须具备可识别性，但不要求实名指认。司法实践中，通过职业特征、外貌描述等间接方式使受众明确认知特定个体的，仍符合对象特定性要求。例如在行业论坛中散布“某三甲医院心外科主任收受器械回扣”，即便隐去姓名，结合科室人员结构即可锁定对象。
针对群体诽谤的认定存在特殊规则。当捏造事实涉及特定企业高管团队时，若个体成员名誉受损程度存在差异，需分别评估损害后果。2022年上海某科技公司高管集体被诬案中，法院对7名被害人分别进行社会评价受损程度鉴定，最终仅对3名遭受严重职业影响的当事人启动刑事程序。
四、主观恶意的证明
故意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内容虚假仍积极传播。判断标准包括：信息核查的可能性、既往行为记录、获利动机等。职业媒体人未尽基本事实核查义务转发虚假信息，可推定存在间接故意。但普通网民基于合理怀疑转发未经证实消息，若及时删除且未造成严重后果，通常不认定主观恶意。
过失传播的免责空间正在收窄。随着公民媒介素养提升，司法机关对“合理注意义务”标准逐步提高。北京某大学生转发明星谣言案中，法院认为其接受高等教育，应具备识别权威信源的能力，未尽注意义务构成过失，但因及时道歉免于刑责。
五、网络诽谤的特殊标准
网络环境的匿名性、扩散性催生特殊规则。除基础点击数标准外，跨平台传播的叠加效应成为新考量因素。某虚假信息在微博、知乎、抖音三平台合计转发480次，单一平台未达标准但总量超标，司法机关创新采用“跨平台累计计算”规则。暗网、境外服务器的传播亦纳入管辖，只要境内可访问即认定危害结果发生地在我国。
技术手段的革新带来认定难题。利用深度伪造（Deepfake）生成的虚假视频，即便内容完全虚构，只要达到“普通人难以辨别真伪”的程度，即符合捏造标准。2024年广州首例AI换脸诽谤案中，行为人用受害人面部特征合成不雅视频，技术鉴定成为定罪关键证据。
六、公诉条件的例外情形
原则上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但七类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情形可转为公诉。其中“引发”不仅指现实冲突，包括网络空间的大规模舆情风暴。某明星被诬涉毒引发粉丝群体对峙，导致二十余个网络社群瘫痪，司法机关首次将此类型纳入公诉范畴。
国家利益受损的认定呈现扩展趋势。在外企高管被诬案中，因涉及跨国投资环境评价，司法机关将“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作为公诉理由。但学界对此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过度扩张可能挤压民事救济空间，需警惕公诉条款的泛化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