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既需要法律威慑力，也离不开柔性调解机制。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托司法所的专业指导，逐步建立起覆盖纠纷受理、调查评估、...
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既需要法律威慑力，也离不开柔性调解机制。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托司法所的专业指导，逐步建立起覆盖纠纷受理、调查评估、调解干预、跟踪回访的全链条工作模式。这种模式既遵循《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法定程序，又融合了《反家庭暴力法》对特殊群体保护的立法精神，在化解矛盾与修复关系中发挥着独特价值。
案件受理与初步处置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受理遵循主动介入与被动申请相结合原则。根据《人民调解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可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提出调解申请，司法所接到报案后需在24小时内启动受理程序。实践中发现，约65%的家暴案件由村委会或妇联转介，30%通过受害者直接求助，剩余5%来源于邻里主动报告。对于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调解员须立即联系派出所联合处置，确保受害人安全转移至临时庇护场所。
案件登记环节需详细记录施暴者行为特征、暴力发生频率及受害人身心状况。调解员需参照《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十一条，收集伤情照片、医疗记录、目击者证言等核心证据。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家丑不可外扬”观念，调解员需运用方言沟通技巧降低受害者心理防备，同时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对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启动强制报告机制。
调解前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调解工作的重要前置程序。调解员需对案件进行三级分类：一级风险指施暴者持有凶器或存在精神疾病，需立即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二级风险涉及长期精神虐待或经济控制，需制定阶段性调解方案；三级风险为偶发性肢体冲突，可通过常规调解化解。数据显示，乡镇地区70%的家暴案件属于二、三级风险，调解成功率可达82%。
心理评估工具的应用提升了调解科学性。采用SCL-90症状自评量表对受害者进行创伤评估，发现43%的农村家暴受害者存在中度以上抑郁倾向。对此，广东某镇调解委员会引入心理咨询师参与案件处理，通过沙盘治疗等专业手段疏导受害人情绪。同时运用《家庭暴力危险性评估量表》（DAS）对施暴者进行行为预测，筛选出18%的高再犯风险个案移交公安机关。
调解过程实施
正式调解遵循“背对背沟通—面对面协商—签订协议”的三段式流程。首轮单独会谈中，调解员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重点开展施暴者法治教育。湖南某镇创新“情景再现法”，通过播放公安机关影像，使83%的施暴者认识到行为违法性。对受害者则侧重权利告知，详细解释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流程及损害赔偿请求权。
调解协议内容需体现个性化救济方案。除停止暴力、赔礼道歉等基本条款外，针对32%涉及经济控制的案件，协议可约定工资账户分账管理；对于15%存在探视权纠纷的离异家庭，引入子女交接第三方见证制度。浙江某镇将《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告诫书制度与调解协议衔接，使协议履行率从67%提升至91%。
跟踪回访机制
调解协议签订后进入为期三个月的跟踪观察期。调解员每月进行两次实地回访，重点核查施暴者行为改善情况及协议履行进度。江苏某镇开发“家暴风险预警系统”，通过智能手环监测受害人活动轨迹，当施暴者进入设定安全距离时自动触发报警。数据显示，该技术使家暴复发率下降37%。
回访中发现12%的案件需要升级处置措施。对于反复违反协议的施暴者，调解委员会依据《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十九条，协助受害人收集证据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山东某镇建立施暴者行为矫治档案，联合司法所开展不少于24课时的法治教育，使累犯率控制在5%以内。
法律衔接与社会支持
镇调解委员会与司法机关形成协同机制。调解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暴力行为，须立即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机关。湖北某镇实行“告诫书+调解书”双文书制度，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作为调解重要证据，使涉家暴离婚案件举证周期缩短40%。对于达成调解协议后仍需司法确认的案件，建立48小时司法确认绿色通道。
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强化了调解效果。联合妇联设立“反家暴互助小组”，通过幸存者经验分享提升受害人维权能力；与民政部门共建临时庇护所，提供不超过15天的免费食宿；引入高校法律诊所，为23%文化程度较低的受害人提供代书服务。这些措施使家暴受害者二次求助意愿提升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