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兴起，猫舍诈骗案件频发，消费者常遭遇货不对板、病宠交付、虚假宣传等问题。集体诉讼作为高效维权手段，可降低个体成本并增强维权效力，但其成立需满足特定法律要...
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兴起，猫舍诈骗案件频发，消费者常遭遇货不对板、病宠交付、虚假宣传等问题。集体诉讼作为高效维权手段，可降低个体成本并增强维权效力，但其成立需满足特定法律要件。本文从诉讼主体、证据链条、管辖权属、法律依据及程序策略等维度，探讨集体起诉猫舍诈骗的核心条件。
主体资格确认
集体诉讼的首要条件是明确适格原告群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集体诉讼需具备“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且“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特征。具体到猫舍诈骗场景，原告需为同一猫舍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受害者，例如集体购买同一批次病宠，或均遭遇虚假血统证明、隐瞒健康问题等共性侵权行为。北京西城法院审理的德文猫性别欺诈案中，消费者王某虽为个体起诉，但法院认定经营者存在系统性欺诈行为，为潜在集体诉讼提供了判例支持。
原告群体的共同性还需符合“诉讼请求具有同源性”。例如2023年重庆江北区法院审理的卡特猫传染性腹膜炎案，多名消费者因同一猫舍未履行健康保障义务发起诉讼，法院判定经营者需承担群体性违约责任。若消费者遭遇的欺诈手段存在差异（如部分涉及品种造假、部分涉及疫苗缺失），则可能因诉求异质性影响集体诉讼成立。
证据链条构建
证明经营者存在系统性欺诈需完整证据链支撑。基础证据包括交易凭证（转账记录、电子合同）、沟通记录（微信聊天、视频承诺）及实物证据（宠物健康检测报告）。2025年淮阴法院处理的缅因猫货不对板案中，消费者通过保存商家承诺“纯白品系”的聊天截图与到货实物对比，成功获得三倍赔偿。专业机构出具的宠物基因检测、传染病诊断书可作为关键物证，如东城法院审理的德文猫膈疝案即以第三方宠物医院诊断报告作为核心证据。
证据的时间连贯性影响欺诈认定。消费者需证明损害结果与经营者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强调，若宠物发病时间距离交付不足疾病潜伏期（猫瘟通常为3-9天），可直接推定经营者未尽健康保障义务。对于跨地域网购案件，物流信息、开箱视频等时空证据能有效锁定责任节点。
管辖权属厘定
管辖法院的选择直接影响诉讼成本与效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可由买受人住所地或收货地法院管辖。2022年知乎用户维权指南指出，部分猫舍在格式合同中设置“卖方所在地管辖”条款，消费者可通过主张条款无效争取本地诉讼。实践中，南京鼓楼法院曾在“猫粮捆绑销售”集体诉讼中，以“格式条款加重买方责任”为由否定异地管辖约定。
跨区域集体诉讼需协调多地司法资源。2025年湖南某宠物诈骗案采用“代表人诉讼”机制，通过推选诉讼代表人集中处理117名原告的赔偿请求，减少重复开庭带来的司法资源消耗。但该模式要求原告诉求高度统一，且需提前向法院提交《诉讼代表人推选书》等程序文件。
法律依据明确
请求权基础需准确对应法律条款。经营者虚假宣传构成消费欺诈的，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主张三倍惩罚性赔偿，如北京西城法院判例中8000元购猫款获赔24000元。若涉及宠物病死引发的合同目的落空，则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主张解除合同并赔偿饲养费用，重庆江北法院判例支持了100%购猫款返还及50%医疗费承担。
刑事民事交叉案件需区分举证标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指出，民事欺诈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刑事诈骗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实践中，上海徐汇区某猫舍虚构“CFA认证”案中，经营者虽被认定民事欺诈赔偿，但因证据未达刑事立案标准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诉讼策略协同
集体诉讼需统一诉求与抗辩路径。建议通过维权群组梳理共性诉求，剔除个体特异性主张。2024年郑州“猫贷”纠纷中，132名消费者聚焦“捆绑销售无效”核心诉求，最终迫使经营者接受调解。诉讼过程中可申请证据保全，如要求法院封存猫舍繁育记录、疫苗采购台账等关键证据。
成本分摊机制影响诉讼可持续性。采用风险代理模式可将律师费与判决结果挂钩，降低原告前期支出。北京某律所处理的集体诉讼中，约定胜诉后按获赔金额15%支付律师费，有效提升参与者积极性。对于小额多数的赔偿请求，可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申请减交或诉讼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