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发布了一篇特殊的病例报告：五名年轻男性同性恋者因罕见的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入院，伴随严重的免疫缺陷状态。这则不足...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发布了一篇特殊的病例报告：五名年轻男性同性恋者因罕见的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入院，伴随严重的免疫缺陷状态。这则不足千字的医疗简报，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全球医学界激起层层涟漪，揭开了人类对抗艾滋病的漫长征程。
一、病例发现与早期观察
1981年春夏之交，美国加州与纽约的医院陆续接诊多例特殊患者。这些病例的共同特征令人费解：患者均为年轻男性，出现持续性发热、淋巴结肿大、体重骤降等症状，最终死于普通人群中罕见的卡波西肉瘤或卡氏肺囊虫肺炎。CDC流行病学家詹姆斯·柯伦团队通过病例比对发现，所有患者体内CD4+T淋巴细胞数量异常低下，免疫系统呈现前所未有的崩溃状态。
医学界最初将这种疾病命名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症”（GRID），误认为其传播仅限于男同性恋群体。但随着病例追踪范围扩大，血友病患者、静脉注射者及接受输血者的感染案例相继浮现。1982年9月，CDC正式将其定义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标志着人类首次从病理学角度界定这种新型传染病。
二、病毒分离与科学争议
1983年1月，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埃团队从患者淋巴结样本中成功分离出一种新型逆转录病毒。电子显微镜下，这种呈球形、表面布满刺突的病毒被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LAV）。同年5月，《科学》杂志刊载的论文首次揭示了该病毒与艾滋病的直接关联。
与此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盖洛团队宣称发现“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III型”（HTLV-III）。长达两年的学术争议随之爆发，双方围绕病毒发现权展开激烈论战。1986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通过基因测序确认两种病毒实为同一病原体，最终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这场科学竞赛暴露出科研与跨国合作的深层矛盾，也为后续抗病物研发奠定了基础。
三、传播溯源与零号病人
1984年CDC流行病学家通过接触者追踪，将加拿大航空乘务员盖坦·杜加斯标记为“零号病人”。媒体报道将其塑造成恶意传播病毒的“恶魔”，直至2016年基因溯源研究推翻这一结论。对1970年代冷冻血样分析显示，HIV-1病毒早在1960年代便从非洲黑猩猩跨种传播至人类，经海地传入北美，杜加斯仅是数千名早期感染者之一。
分子钟技术还原的病毒演化史表明，HIV存在至少12次独立跨种传播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1959年的血清样本中检出HIV抗体，证实该病毒在非洲已隐秘传播数十年。殖民时期医疗器具消毒不规范、野生动物交易等因素，为病毒突破物种屏障创造了条件。
四、全球扩散与防控应对
1985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接诊的阿根廷籍游客成为我国首例艾滋病患者。该病例从发病到死亡仅42小时，尸检证实其血液中存在HIV病毒。这一事件打破“艾滋病是西方特有疾病”的认知，促使中国建立首个艾滋病监测体系。
截至1990年代，艾滋病已蔓延至全球五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重灾区，博茨瓦纳等国的成人感染率超30%。世界卫生组织1996年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感染者达2300万，其中70%通过异性性行为传播。病毒变异加速与人口流动交织，形成难以阻断的传播链。
五、治疗突破与社会反思
1987年3月，首个抗逆转录病物齐多夫定（AZT）获批上市，将患者生存期延长约2年。1996年温哥华国际艾滋病大会提出的“鸡尾酒疗法”，通过联合用药将死亡率降低47%。2019年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2540万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预期寿命接近健康人群。
这场持续四十年的公共卫生战役，重塑了现代社会的疾病认知框架。1980年代旧金山同志社群自发建立的“香杉计划”，开创患者参与疾病防控的先例。2006年《世界人权宣言》首次将艾滋病防治纳入基本人权范畴，推动反歧视立法与隐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