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虞子期的形象始终笼罩着虚实交织的迷雾。作为项羽麾下“五虎将”之一，他的名字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未见只字片语，却在明清以来的演义小说中频繁登场，...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虞子期的形象始终笼罩着虚实交织的迷雾。作为项羽麾下“五虎将”之一，他的名字在《史记》《汉书》等正史中未见只字片语，却在明清以来的演义小说中频繁登场，甚至被塑造为虞姬的兄长、项羽的姻亲。这种正史与野史的割裂，不仅体现了历史叙事的分层，也折射出文学创作对人物形象的重构逻辑。
正史中的无迹可寻
在《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权威史籍中，关于虞子期的记载完全空白。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详细记录了龙且、季布、钟离昧、英布等将领的生平，唯独未提及“虞子期”之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罗列先秦至汉初各类文献，亦未载录任何与虞子期相关的原始材料。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虽参考大量前代史料，却未将虞子期纳入楚汉战争叙事框架。
这种集体性失载引发后世学者的多重推论。清据学家钱大昕曾指出：“项王帐下诸将，史笔如炬，若有子期其人，必不遗落。”现代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中强调，项羽军事集团的核心成员均能在《史记》中找到明确记载，虞子期的缺席证明其“实为后世杜撰”。考古学界至今未发现带有“虞子期”铭文的兵器或简牍，进一步佐证其非真实历史人物。
野史中的生死演绎
明代甄伟所著《西汉通俗演义》首次系统塑造虞子期形象。书中将其设定为虞姬堂弟，擅长锻造兵器，因向项羽供应军械而受器重，最终在垓下之战中与项羽共同赴死。这一叙事被清代蔡东藩引入《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后广为流传，甚至衍生出虞子期撮合项羽与虞姬联姻的细节。
不同版本野史对虞子期结局存在微妙差异。明末话本《楚汉争霸传》描写其“身中二十七创，犹持戟护主，血尽而亡”，突出悲壮色彩；清初弹词《乌江怨》则称其“见项王自刎，拔剑殉主”，强调忠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方志如《沭阳县志》收录民间传说，称虞氏后人在当地建衣冠冢，但缺乏实物证据。
虚构人物的形成逻辑
虞子期形象的产生，与古代历史叙事的结构性需求密切相关。项羽军事集团在正史记载中仅有四位明确的核心将领，难以满足章回小说对“五虎将”对称美学的追求。明代文人借鉴三国故事中“五虎上将”模式，虚构虞子期以补全数字象征，这种创作手法在《说唐》《杨家将》等演义作品中屡见不鲜。
其身份设定更暗含深层文化心理。将虞子期塑造为虞姬兄长，既解决了虞姬出身不明的史实空白，又通过亲属纽带强化项羽的人格魅力。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曲律》中分析：“英雄须有姻亲辅佐，方显家国同构之妙。”这种叙事策略使项羽形象更符合传统期待，也便于展开戏剧冲突。
文学形象的嬗变轨迹
从明代话本到现代影视，虞子期的形象持续演变。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将其刻画为智勇双全的谋士型将领；民国时期蔡东藩在演义中强化其兵器制造专长，呼应晚清洋务运动对技术人才的推崇；当代电视剧《楚汉传奇》则赋予其现代侠义精神，设计单骑救主、舍生取义等桥段。
这种嬗变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明清之际强调忠君思想，故突出其殉主情节；民国时期注重实业救国，遂强化其工匠特质；当代大众文化追求戏剧张力，则渲染其武打场面。虞子期已成为承载历史想象的文化符号，其虚构性反而成就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