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年暑期，大量学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求短期工作机会，然而当遭遇欠薪、工伤等纠纷时，部分劳动仲裁机构常以“不构成劳动关系”为由拒绝受理案件。这种困境源于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
每年暑期，大量学生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求短期工作机会，然而当遭遇欠薪、工伤等纠纷时，部分劳动仲裁机构常以“不构成劳动关系”为由拒绝受理案件。这种困境源于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将学生勤工助学排除在劳动关系之外，导致司法实践中形成“一刀切”的惯性思维。但法律从未剥夺暑期工寻求救济的权利，维权路径需要更精细化的探索。
法律关系的实质认定
劳动关系认定是暑期工维权的核心障碍。根据《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这使得多数暑期工被归类为劳务关系。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突破性判例，例如北京西城法院2021年审理的“小王诉旅游公司案”中，法院认为学生以就业为目的参与全日制工作，接受考勤管理和固定薪酬，已具备劳动关系实质特征。
这种差异源于用工形式的复杂性。北京市政法网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劳动关系认定需综合考量三个要素：主体适格性、人身隶属关系、业务组成部分属性。当用人单位对暑期工实施考勤、绩效考核等管理制度，且工作内容属于主营业务时，即便未签订劳动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司法救济的替代路径
劳动仲裁受阻时，民事诉讼成为关键突破口。上海闵行法院2023年审理的谈某家教纠纷案具有典型意义，虽然法院驳回劳动关系确认请求，但依据《民法典》判决用人单位支付拖欠劳务费4233元。此类案件举证重点在于工作内容、报酬约定的书面或电子证据，例如微信聊天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等。
行政救济渠道同样不可忽视。虽然劳动监察部门常以“非劳动关系”拒绝介入，但部分地方已建立特殊处理机制。浙江省2025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某船舶公司拖欠19名暑期工工资被移送公安机关，最终通过刑事追责促成欠薪清偿。劳动者可同步向人社部门投诉，借助行政力量施压用人单位。
证据体系的构建策略
证据收集直接影响维权成败。、排班表、工资发放记录等书面材料最具证明力，例如北京某软件公司劳动争议案中，银行流水成为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关键证据。电子证据需注意完整性，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应连同成员身份信息一并保存，通话录音需体现双方主体身份。
举证责任分配存在特殊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涉及工资拖欠的举证责任可转移至用人单位。在江苏某包装材料厂欠薪案中，法院因企业未能提供完整考勤记录，推定劳动者主张的加班时长成立。这种举证倒置规则为缺乏书面合同的暑期工提供了制度保障。
社会支持的协同作用
法律援助体系正在完善。司法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共办理学生工法律援助案件1.2万件，其中73%通过调解结案。杭州市设立的“暑期工维权绿色通道”，实现劳动监察、司法调解、法院速裁三方联动，平均处理周期缩短至15天。这些机制有效弥补了个体维权的能力缺陷。
社会组织的介入提升维权效率。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广的“工会律师驻点”模式，在广东、浙江等地试点成效显著。工会组织不仅提供法律咨询，还可代表劳动者参与协商谈判。2024年深圳某电子厂集体欠薪事件中，工会律师通过代位诉讼为86名暑期工追回欠薪59万元。这种组织化维权方式正在改变个体对抗企业的力量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