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江苏江阴一个普通村落里，一群农民点燃了改变命运的星火。当全国农村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挣扎时，华西大队的仓库里已传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这个被称为“地下工...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江苏江阴一个普通村落里，一群农民点燃了改变命运的星火。当全国农村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挣扎时，华西大队的仓库里已传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这个被称为“地下工厂”的小五金作坊，不仅突破了时代禁锢，更在江南水乡的阡陌间开辟出工业化发展的新路径。吴仁宝带领村民用榔头敲出的每颗螺丝钉，都在叩击着中国农村变革的大门。
工业化转型的破局点
1969年创办的小五金厂，是华西村突破单一农业经济的关键转折。面对人均不足半亩的碎片化耕地，吴仁宝清醒认识到“稻杆桩上长不出金元宝”。这个藏身仓库的作坊，白天组织村民佯装翻修水利，夜间突击生产五金配件，用游击战术规避政治风险。首批20余名村民在柴油灯下手工打磨的螺丝螺母，三个月内创收5万元，相当于当时全村三年的农业产值。
五金厂的运营模式极具开创性。通过无锡技工的传帮带，农民们掌握了金属加工技术；采用“以物易物”方式，用农副产品从上海换回钢材原料。这种灵活的市场化运作，比全国乡镇企业大发展整整提前了十年。到1978年，该厂累计创造利润280万元，为后续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
集体经济的孵化器
小五金厂的成功实践，构建了独特的利益联结机制。利润分配采取“三三制”：三分之一用于扩大再生产，三分之一投入公共设施，剩余作为村民福利。这种分配模式既保障了集体积累，又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村民人均收入从建厂前的53元跃升至1978年的220元。
集体资本的持续积累，催生了产业裂变效应。1972年利用五金厂利润购置的首台车床，开启了机械化生产；1976年建设的织布车间，将产业链延伸至纺织领域。到改革开放前夕，华西已形成五金、纺织、建材三大产业板块，构建起农工互补的经济生态。
市场意识的启蒙地
在计划经济夹缝中生存的五金厂，培育出敏锐的市场嗅觉。为避免产品同质化，技术员定期赴上海收集工业配件样品，开发出螺旋丝锥等特色产品。销售人员乔装成采购员混入国企厂区，从废料堆里分析市场需求。这种“找米下锅”的生存智慧，使华西在1978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统计中位列三甲。
市场化的试水深刻改变了村民观念。当周边村庄还在争论“姓社姓资”时，华西农民已学会核算成本利润。1975年引进的计件工资制，将劳动效率提升40%；1978年推行的岗位责任制，明确每道工序的质量标准。这些管理创新为后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风险管控的实验场
特殊时期的特殊经营，锤炼出独特的风控智慧。为避免政策风险，工厂实行“三隐蔽”策略：隐蔽生产场所、隐蔽供销渠道、隐蔽资金流向。1974年遭遇突击检查时，村民三小时内将设备拆解埋入稻田，次日照常出工务农。这种危机应对能力，使华西在后来的经济波动中始终保持稳健发展。
风险意识渗透到企业经营基因。1980年代全国乡镇企业盲目扩张时，华西坚持“三不原则”：不碰产能过剩行业、不做担保贷款、不搞家族化管理。源自五金厂时期的审慎作风，使其在1990年代三角债危机中全身而退。
五金车床的轰鸣声早已消散，但那些浸润着机油味的创业故事，仍镌刻在华西的发展基因里。从地下作坊到现代企业集团，这段隐秘而伟大的创业史，印证着中国农民突破体制桎梏的智慧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