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违法建筑的查处关乎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的平衡。我国《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对拆除违建行为设置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包括调查取证、书面催告、决定等环...
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违法建筑的查处关乎公共利益与公民权益的平衡。我国《行政强制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对拆除违建行为设置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包括调查取证、书面催告、决定等环节。当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程序时，公民可通过多元化的监督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不仅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更是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实践。
一、法定程序缺失的判定标准
判断城管部门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需对照《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及《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根据司法案例，若行政机关未履行以下任一程序即构成违法：未在前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及调查询问笔录；未向当事人送达《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或采用留置、公告等合法送达方式[[1][11]]；前未发布公告或未给予陈述申辩机会[[1][23]]。例如，2020年广州花都区某案件中，镇因未履行催告程序直接拆房，被法院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具有双重性。对于已完成的拆除行为，法院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不撤销；对于正在实施的程序瑕疵，当事人可申请停止执行。最高法相关会议纪要指出，历史遗留违建与在建违建存在程序适用差异，前者需遵循完整救济期限，后者在紧急情况下可简化程序。这种区分体现了法律对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平衡考量。
二、举报途径的立体化构建
公民发现程序违法时，可向行政机关内部监督部门举报。具体路径包括：向作出拆除决定的城管部门上级机关（如区县城管局或市级住建部门）提交书面材料[[2][6]]；通过12345市民热线、12319城建服务专线进行实名投诉[[4][19]]。以上海为例，其建立的“市-区-街镇”三级拆违联动机制要求受理机关在24小时内现场核查，并需在15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举报人。
外部监督渠道同样关键。向监察委员会提交《行政违法举报书》可启动职务违法调查[[2][18]]，涉及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的还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2024年北京市司法局通报的多起案例显示，通过行政复议撤销违建拆除决定的比例达31%，这反映出司法审查对程序违法的纠偏作用。向信访部门反映问题需注意《信访条例》规定的60日处理时限，超过期限可启动复查复核程序。
三、证据收集的实战策略
有效证据需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基础证据包括强拆现场照片、视频（需体现执法人员身份及执法过程）[[22][23]]，以及《责令拆除通知书》《强制执行决定书》等文书副本。进阶证据涵盖信息公开获取的执法档案，如案件立案审批表、催告书送达回证等内部文件。在广州某案件中，当事人通过申请公开执法记录，发现《责令整改通知书》由他人代签，成为推翻程序合法性的关键证据。
证据固定需符合法定形式。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自行录制的视听资料需保留原始载体，通话录音应刻录光盘并制作文字对照稿。对于执法人员拒不出示证件的情况，可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要求其说明执法依据并记录在投诉材料中。北京2023年某行政复议案件显示，当事人提供的连续三日强拆过程录像，成为认定“未予公告直接拆除”的核心证据。
四、特殊情形的应对原则
针对历史遗留建筑，需注意法律溯及力问题。1984年《城市规划条例》实施前的无证建筑，可主张“法不溯及既往”原则。2022年上海某别墅区拆违案件中，法院认定1950年代建造的附属房不属于违建，该判决确立了对历史遗留问题“尊重既有产权状态”的审查标准。但2008年《城乡规划法》实施后的新增违建，行政机关具有严格查处义务。
紧急拆除情形存在例外规则。当在建违建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时，行政机关可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立即拆除。浙江某地方法院在2023年判决中确认，对正在搭建的危房实施即时代履行不构成程序违法。但该权力的行使需以现场勘查报告、第三方鉴定等材料为支撑，且拆除后需补办书面手续[[1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