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251年冬十一月，孙权于建业南郊举行祭天大典。这位古稀之年的帝王在完成繁复的祭祀仪轨后，突感身体不适。史料记载其“得风疾”，《三国志》称“神凤元年夏四月，权寝疾卒”，这场疾...
公元251年冬十一月，孙权于建业南郊举行祭天大典。这位古稀之年的帝王在完成繁复的祭祀仪轨后，突感身体不适。史料记载其“得风疾”，《三国志》称“神凤元年夏四月，权寝疾卒”，这场疾病不仅终结了孙权五十二年的统治生涯，更使得东吴政局陷入继承人纷争的漩涡。这场发生在帝王暮年的健康危机，成为解读三国政治生态与医学史的重要切口。
风疾的医学溯源
《三国志》与《资治通鉴》均以“风疾”记载孙权病症，这一中医术语在汉晋时期具有特定病理内涵。《黄帝内经》将风邪列为“百病之长”，《诸病源候论》详述风疾多因外感风邪或内伤虚损所致，常见症状包括肢体麻痹、言语謇涩及意识障碍。建康冬季凛冽的江风与祭祀活动的体力消耗，可能诱发年迈者的脑血管意外。
现代医学史研究者结合史料推测，孙权病症更接近急性脑血管疾病。其发病突然、病程进展迅速（从发病到去世仅五个月），与中风临床特征高度吻合。建安名医华佗曾记录“风瘨疾”治疗案例，采用针灸配合“麻沸散”进行开颅术，但孙权时代华佗已逝三十余年，吴地医家恐无此胆识与技艺。
政治焦虑的病理催化
晚年的权力交接困局构成致病的重要诱因。自赤乌五年（242年）太子孙登病逝，孙权在立嗣问题上反复无常：先立孙和为太子，又封孙霸为鲁王，酿成“二宫之争”。据《建康实录》载，临终前一年仍频繁更易封王，导致“朝臣分党，更相谮毁”。这种长期的政治高压状态，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系统病变。
军事压力同样不容忽视。嘉禾三年（234年）合肥新城之败后，曹魏在江淮地区形成战略优势。陆抗曾奏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而这两处要塞恰位于风疾发作前遭受魏将王基袭扰。军事防御体系的动摇，加重了君主的心理负荷。
托孤决策的医学隐喻
病发后的应急处理凸显古代医疗局限。《江表传》记载，孙权急召大将军诸葛恪时已“口不能言”，仅以手势授印。这种失语症状符合现代医学中的脑卒中后遗症特征。太医令采用的传统疗法未见成效，反观同时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记载的“侯氏黑散”等中风治疗方案，在东吴宫廷未能得到应用。
托孤人选安排暗含疾病认知。选择外戚诸葛恪而非宗室重臣，反映出孙权对突发性疾病的死亡预感。这种决策与汉武帝晚年杀钩弋夫人的预防性措施形成对照，显示孙权在意识清醒间歇仍保持政治理性。但急病导致的仓促交权，最终引发孙峻诛杀诸葛恪的连锁反应。
帝王病症的时空镜像
同时代统治者的健康档案提供参照系。曹操患头风病长达二十余年，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逝时呈现“目痛脱视”的典型高血压症状。刘备在夷陵之战后“感疾至笃”，《华阳国志》记载其“下痢转杂”，符合感染性腹泻并发症特征。三位开创者的不同病程，折射出三国军事对抗对统治者身心的摧残。
东吴医药体系的特殊性值得注意。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枢纽，交州曾进献龙脑香、苏合香等珍稀药材，但这类芳香开窍药物对卒中疗效有限。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的“治卒中急风方”多用本地草药，这种地域性医疗资源差异，或许影响了孙权的治疗结果。
疾病书写的历史建构
《吴书》对病因的记载存在政治修饰。将病因归咎于“郊祀感寒”，实则淡化继承人问题引发的政治危机。裴松之注引《吴录》披露，发病前月尚有“校猎于苑”记录，可见官方叙事刻意强化天意色彩。这种书写策略与曹丕《典论》称汉献帝“素婴疾病”的合法性论述如出一辙。
民间传说赋予病症神秘色彩。《搜神记》载孙权病中“见吕蒙魂索命”，这种志怪叙事将政治过失与身体报应相连。而道教典籍《真诰》则称紫虚元君降授符咒，反映方术文化对帝王疾病的解释体系。多元的疾病叙事，共同构建了历史记忆的多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