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作为一种推定送达方式，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近年来，因法院未充分履行合理查找义务导致的公告送达滥用现象频发，引发程序争议。此类案件中，受...
在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作为一种推定送达方式，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近年来，因法院未充分履行合理查找义务导致的公告送达滥用现象频发，引发程序争议。此类案件中，受送达人往往因未实际知悉诉讼进程而丧失抗辩权，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如何界定“合理查找义务”的边界，成为司法审查的关键。
法律依据与适用前提
公告送达的合法性基础源于《民事诉讼法》第95条，其适用需同时满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两项法定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法院必须穷尽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常规方式后，方可启动公告程序。值得注意的是，“下落不明”的认定需经严格审查，依据《民法典》第41条，需证明受送达人离开最后居住地后处于持续失联状态，而法院通常需通过户籍部门、基层组织或近亲属调查核实。
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存在将“无法联系”等同于“下落不明”的误区。例如在（2019）最高法民再168号案中，法院在明知被告工商登记地址有效且未尝试直接送达的情况下径行公告，被最高法院认定程序违法。该案裁判明确指出，送达地址的明确性排除了公告适用的必要性。对于企业法人，若其注册地、经营地或合同约定地址均未尝试送达即公告，亦构成程序瑕疵。
合理查找义务的具体标准
法院履行合理查找义务需遵循递进式程序。首先应对当事人提供的地址进行直接送达，若遇拒收或无人签收，应采取留置送达并全程记录。在（2020）最高法知民申6号案中，法院虽向被告户籍地址邮寄传票但未妥投，却未进一步采取现场调查或联系近亲属，最终被认定为未尽合理查找义务。该案凸显司法审查中“形式审查”与“实质努力”的界限——仅完成邮寄流程而未探究退回原因，尚未达到穷尽手段的标准。
对于特殊群体需采取针对性措施。如涉及被羁押人员，应通过监管机构转交文书；对涉外主体则需审查是否已尝试外交、领事等国际送达途径。山东高院出台的送达规范明确要求，对法人送达需核查其经营状态，若发现已搬离登记地址，应调查实际办公场所并留存影像证据。这种分层递进的审查机制，为判断法院是否尽到勤勉义务提供了操作指引。
程序违法的常见情形
未履行地址核实义务构成典型违法情形。在（2021）最高法民申1232号案中，法院虽按工商地址和合同地址邮寄，但回单显示“电话无法接通”，此时应继续通过公安系统查询新住址或公告寻人，而非直接转换送达方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20）最高法民申4185号案，当邮件退回原因为“查无此人”且经调查确认地址无效后，法院采用公告送达获得认可。这两例裁判划清了“形式退回”与“实质失联”的界限。
滥用公告送达还体现在期限计算错误。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55条，公告期届满次日方起算举证期限，但部分法院误将公告期计入举证时限，变相压缩当事人权利。北京市三中院在2016京03民申507号案中明确指出，即便采用邮寄送达，也需确保投递次数达到三次以上，且间隔时间合理。这种量化标准为审查法院努力程度提供了客观尺度。
司法审查的实践标准
最高法院通过类案裁判确立“双重验证”原则：既要审查送达记录的形式完备性，也要评估实施过程的合理性。在（2019）最高法民终137号案中，法院因邮寄地址填写不完整导致退回，被认定不符合公告前提。裁判强调，送达瑕疵若因法院工作疏漏而非当事人原因导致，不能适用公告规则。这种严格责任倒逼法院完善送达台账制度，要求详细记载每次送达的时间、方式及结果。
审查尺度呈现地域差异化特征。江浙地区法院多采用“接触可能性”标准，若受送达人在同期其他案件中出现或留有有效联系方式，则排除公告适用。而中西部部分地区仍存在“一次邮寄即公告”的粗放做法。这种差异突显最高人民法院类案指导的必要性，2019年民诉法司法解释修订新增第138条，明确公告前需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固定送达过程，实质强化了程序留痕要求。
权利救济的可行路径
当事人针对违法公告可启动多维救济。程序异议应在知悉后立即提出，依据《民诉法》第170条申请复议。实体权利受损则可提起再审，如（2020）最高法知民申6号案通过再审程序撤销原判，关键证据在于法院未按《民诉法解释》第139条完整记载公告原因。检察监督作为补充手段，在（2021）鲁民监字第32号案中，检察机关调取送达现场录像发现无人实际张贴公告，据此提出抗诉获得改判。
制度完善的突破口在于细化操作规范。上海市高院2023年推行的“送达合规清单”，将送达步骤分解为12项核查指标，包括近亲属访谈记录、社区走访证明等。广东省试点“送达承诺制”，要求原告签署地址真实性保证书，虚假陈述将承担败诉风险。这些创新机制有效遏制了公告送达滥用，为全国性制度重构提供了实践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