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离婚纠纷中，房产分割往往是争议的核心。无论是通过协议还是诉讼解决，最终的财产安排都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协议与判决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文书，在效力范围、执行路径以及...
在离婚纠纷中，房产分割往往是争议的核心。无论是通过协议还是诉讼解决，最终的财产安排都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实现。协议与判决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文书，在效力范围、执行路径以及权利保障层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源于法律程序的本质区别，更与司法实践对家庭财产关系的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法律性质与形成过程
离婚房产分割协议本质上是民事合同，其核心在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民法典》第464条，婚姻家庭协议在无特别规定时可参照合同编规则，因此协议的效力取决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实务中，协议内容往往包含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复合条款，例如提及的案例中，夫妻通过协议将房产赠与子女，法院认定该条款具有整体性，与身份关系解除互为条件。这种契约属性决定了协议的协商过程需要双方平等参与，任何欺诈、胁迫情形均可能导致条款无效。
相比之下，诉讼判决是司法机关行使审判权的结果。如所述，法院在处理未分割财产时需遵循《民法典》第1087条，综合考虑出资来源、婚姻存续时间、过错责任等因素。判决的形成依赖于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例如0的典型案例显示，法官在房产归属判定中会重点考察父母出资比例、共同生活时长等客观要素。这种公权力介入使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核心内容。
物权变动效力差异
离婚协议中的房产分割条款并不直接引发物权变动。4指出，即便协议明确房屋归属，未完成过户登记前物权仍属于原权利人，接受方仅享有债权请求权。这种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尤为明显，如的贵州高院案例中，子女依据离婚协议主张房屋所有权，仍需通过诉讼要求父母履行过户义务。债权属性使得协议效力局限于合同相对方，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诉讼判决则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效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生效判决可作为物权登记依据。0提及的司法解释明确，法院将父母出资购房判归子女一方时，即便未完成登记，权利人也可凭判决书主张所有权。这种效力源于司法权的终局性，如5的上海案例所示，判决确定的房产归属不受后续交易影响。
对抗第三人的法律约束
离婚协议在对抗债权人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强调，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仅约束夫妻双方，不能对抗外部债权人的强制执行。例如4的设例中，离婚后房屋仍登记在原配偶名下，债权人申请执行时，协议相对方无法以内部约定排除执行。这种缺陷源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最高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申1543号裁定中明确指出，未登记的协议权利不能对抗物权公示效力。
诉讼判决则可通过既判力阻断第三人权利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生效判决确认的物权归属能够排除强制执行。0的典型案例显示，当法院将房产判归父母出资方子女时，即便配偶方存在债务，债权人亦不得执行该房产。这种对抗效力源于司法裁判的公示公信属性，较协议具有更强的权利保护强度。
变更与撤销的法定门槛
离婚协议变更需满足严格法定条件。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70条，仅存在欺诈、胁迫情形方可撤销。例如1的北京案例中，男方以赠与可撤销为由抗辩，法院最终以协议具有身份属性为由否定其主张。这种限制源于协议的整体性，如所述，财产条款与离婚决定互为前提，单独撤销可能破坏利益平衡。
诉讼判决的变更则需通过再审等特殊程序。当事人若对房产分割结果不服，需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证明原判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错误。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生效判决的稳定性极为慎重，如提及的上海案例，二审仅因发现恶意转移财产新证据才调整分割比例。这种程序刚性确保了司法权威，但也提高了权利救济成本。
执行程序与保障力度
离婚协议依赖当事人自愿履行，缺乏强制执行力。明确指出，协议履行纠纷需另行诉讼解决，不能直接申请强制执行。这种特性导致实务中违约频发，例如4的案例显示，房屋因存在抵押未过户，接受方只能通过漫长诉讼主张权利。即便胜诉，执行阶段仍可能面临财产转移风险。
诉讼判决则可依托国家强制力实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6条，一方拒绝履行时，对方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0的典型案例表明，法院可通过查封、拍卖等手段确保判决执行，例如在抢夺子女案件中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强制当事人恢复子女原居住状态。这种保障机制使判决成为权利实现的确定性更高的途径。
